风景如画的喀喇沁。喀喇沁旗委宣传部供图

在中华文明的宏大叙事中，礼与乐，家与国，是贯穿始终的精神血脉，它塑造了东方美学的范式，也定义了社会秩序的尺度。

在赤峰市喀喇沁旗，礼乐文化、爱国情怀，穿越时空，在这里留下了清晰而深刻的印记。从远古初试声息的石磬，到战国规制森严的青铜礼器；从民族存亡之际奔走呐喊的仁人志士，到今日乡野街巷依然悠扬的雅乐、皮影戏，这片土地的文明薪火，生生不息。

器以藏礼  礼乐平衡

于纤细勺柄之上，藏纳天地，雕琢万象。这须何等登峰造极的技艺？

在赤峰博物馆“古韵青铜”展厅静谧的灯光下，一组来自战国时代的青铜器庄严静穆。青铜勺与青铜壶比邻而居，默默讲述着两千多年前的礼乐文明。

这柄青铜勺通长60厘米，柄部正反面皆有精细的线刻图案，结合绘画和雕刻手法，正面錾刻一层神兽图案，有14种动物形象，背面为两层人物及建筑图案。

勺柄背面顶端，矗立着一座双层宫阙，殿宇层叠，广檐飞展。下层大殿开阔，3名长裙女子正忙于奉酒备饮，发髻飞舞，姿态灵动。左移视线，乐舞登场。可见编钟、石磬、敲鼓等画面，细节精巧，令人叹服。

它出土于喀喇沁旗西桥宫家营子村的一处战国墓葬。主持发掘的赤峰博物馆原副馆长赵国栋介绍，这处墓葬出土了青铜鼎、青铜敦、青铜壶、青铜匜等工艺精湛的青铜礼器200余件（组）。

“这些战国青铜礼器为内蒙古地区首次发现，为研究中国北方战国青铜器的铸造工艺技术，以及世族、礼制等方面内容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实物资料。”赵国栋说。

在喀喇沁旗，礼乐的萌芽可追溯至更早的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喀喇沁旗文保中心副主任李凤举将喀喇沁旗出土的8件夏家店下层文化石磬根据形状划分为A、B、C三型。A型磬呈四边形，稳定性较差；B型磬呈三角形，稳定性较大，所形成的音质较好；C型磬呈五边形，鼓部与股部均有两条边，具有后世磬的形制特征。

“这些石磬在夏家店下层文化中可能不仅仅是单纯的乐器，而是已经具备了礼器的意义。”李凤举分析道，“B型、C型石磬很可能就是西周的礼乐器——编磬的雏形。”

李凤举推断，晚商及西周磬无论选材、工艺、还是型式上，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夏家店下层文化石磬的影响。

中国历史学家和思想家钱穆先生曾精辟地指出：“礼乐为中华文化之魂。”夏家店下层文化中的石磬和战国墓葬中青铜礼器的发现，表明礼乐文化的基因，早已在这片土地之上澎湃涌动，构成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绵延不绝的生动注脚。

风骨凝聚  洪流奔涌

缓步走在喀喇沁亲王府的特睦格图生平陈列展厅，心中不禁涌起对他们这些于民族危亡之际，奋力播撒新思想火种、披荆斩棘寻路者的深深敬意。

特睦格图，汉名汪睿昌，1888年出生在喀喇沁旗一户平民家庭。他命运的转折，始于1902年踏入崇正学堂。

这所由开明亲王贡桑诺尔布创办的新式学堂，位于喀喇沁亲王府西跨院。时值清末，国力衰退、列强入侵，特睦格图作为亲王精心培养的“觉醒种子”之一，他不仅在学堂学到了知识，更在心中深深植入了民族救国图存之忧。

自1903年起，他因学习成绩出众，先后被选派到北京学习和日本留学。1914年，特睦格图受贡桑诺尔布邀请到北京，在民国政府蒙藏院担任首席翻译官、庶务科长和典礼司员，并在贡桑诺尔布创办的蒙藏学校兼任教授。

特睦格图在北京工作期间，结识了许多社会名流和学者，他们交流学识，畅谈救国救民之道。他深感要救国就必须振兴中华文化，向蒙古族民众传播新思想。他深知，思想的传播，需要载体，需要速度，需要规模。

他于1915年开始着手于研究创制蒙古文铅字印刷术，经过8年努力，历经无数次挫折，终于在1922年冬首获成。接着他又创制了满文铅字印刷、藏文铅字印刷，完成了少数民族文字活版铅字印刷的历史使命。1923年春，特睦格图在北京创办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蒙古文出版社——蒙文书社，并开办了蒙古文印刷厂。

冰冷的铅字，在他手中被赋予了炽热的生命，他的印刷机，成了进步思潮的引擎，点亮了无数心灵。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前有鲁迅弃医从文，后有特睦格图铸字印刷，他们不约而同地选择唤醒沉睡的民众。此时，蒙藏学校成为汇聚四方少数民族进步青年的重要熔炉，其中就包括荣耀先、多松年、乌兰夫、奎璧等一批蒙古族热血青年。

“蒙藏学校青年学生的革命活动引起李大钊的关注，他多次来到蒙藏学校向同学们介绍宣传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讲解员带记者走进蒙藏学校旧址专题展厅。

那时，革命的星火，在蒙藏学校迅速燎原。

1924年第一个少数民族团支部在蒙藏学校诞生；1925年第一个少数民族党支部在这里诞生。

“这是少数民族最早的革命刊物——《蒙古农民》，1925年4月正式创刊，它促进了各族群众革命意识的觉醒。这就是由特睦格图创办的蒙古文书社出版印刷的。”讲解员说。

在喀喇沁亲王府，看到见证风雷激荡的蒙藏学校旧址专题展，凝视着泛黄书页上特睦格图铸造的铅字，仿佛看到无数个他们，以各自的方式——兴学、求知、铸字、呐喊、战斗、牺牲——共同书写了中华民族从磨难中奋起，在危亡中挺立的壮阔史诗。

和鸣共生  余韵悠长

幕布方寸，烽火骤燃。只听一串急促如冰雹般的梆子声、铜锣声陡然炸响，密不透风。幕布之上，那持枪的影人将手腕急抖，枪尖化作一点银星，胯下的马儿疾驰、回旋，影人的轮廓被拉扯成道道虚影……

在喀喇沁旗文化馆，鑫悦曲艺团正在排练皮影戏《万宝阵》。地上的箱子里堆放着精心雕刻而成的驴皮影人，色彩明快，线条流畅，生动传神。“这些是‘影头插包’，有文武生包、文武旦包、帝王官包、正帅将包等，我们做了几百个‘影头插’，可以组合演绎几百个人物。”团长潘玉花边说，边拿出一武将头插安在影人身上。

皮影戏又称“影子戏”或“灯影戏”，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在汉朝就有了关于皮影的文字记载。喀喇沁旗皮影戏剧本多取材于历史传说、神话故事、民间生活，在光影中演绎着忠勇信义、善恶有报，让传统道德观念随影戏渗入阡陌人心。

在中国礼乐文化中，礼的发生与运作都离不开乐。“礼之用，和为贵”。“和”，在甲骨文中以“龢”字出现，指音乐之和，所谓“五声和，则可听”。

“独奏谁都行，伴奏不一定。大家相互配合，曲子才和谐好听。”在组织队员演奏完一曲清心悦耳的《大番曲》后，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喀喇沁王府雅乐代表性传承人于清英说。

喀喇沁王府雅乐流传于清代以来的喀喇沁亲王府。它起源于蒙古汗国的宫廷乐队，后经皇太极带入盛京，融入皇宫乐队。1692年，康熙将蒙古宫廷乐队作为陪嫁，随和硕端静公主下嫁到喀喇沁王府，自那时流传到今天，形成了独特的王府雅乐。

在新世纪，喀喇沁旗政府及时扶持保护了王府雅乐，并成功复原了即将消失的乐器、乐谱、民族服饰，还组建了一支20余人的乐队。

于清英是王府雅乐的第四代代表性传承人，也是这支乐队的队长，她向记者展示着他们的各种乐器。“包括弓弦、弹拨、吹管、打击乐四大类，二胡、四胡、三弦、马头琴，笛子、胡笳、筚篥、云锣，大阮、中阮、小阮、琵琶，扬琴、梆子、碰盅、鼓，还有西方乐器电子琴、大提琴。”这乐器的大融合，让古今万里之声同台共鸣！

“王府雅乐，作为中华民族传统音乐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它的存续与发展，展示了中华民族多姿多彩的传统音乐文化。”喀喇沁旗文化馆馆长张津悦说。

这绵延千年的礼乐文化，滋养了喀喇沁旗勃勃生机的群众文化。百姓大舞台、广场舞大赛、乡村村晚、国学公益诵读……一项项文化活动已成品牌。

喀喇沁旗的故事，是一部跨越数千年的文明接力史。在中华文明的浩瀚星图中，喀喇沁旗只是其中一颗。无数这样的星光彼此辉映，共同汇成了中华文明浩荡向前、绵延不绝的长河。